那是一种名为“故乡”的土壤气息，穿透了铁皮车厢，穿透了十几年的都市风尘，在每个人的肺腑里悄然弥漫。

天色依旧是深沉的墨蓝，尚未被黎明稀释。

车厢连接处的风口，已自发地围聚了十几个人。

他们沉默着，像一群在寒夜里互相靠近取暖的动物。

陈景明站在人群中央，他将那张写着自己“罪状”的火车票，小心翼翼地贴在了胸口。

那薄薄的纸片，像一枚在烈火中淬炼过的勋章，烙印着他的皮肤。

他环视着一张张被手机微光照亮的、疲惫而茫然的脸，声音不大，却像一颗钉子，楔入每个人的心里。

“我叫陈景明，村里人都叫我狗剩。”他开了口，嗓音带着一夜未眠的沙哑，“我以前以为，只要在上海赚够钱、买得起房、让我爹娘在村里能抬得起头，我就不是狗剩了。可我躲了一辈子，拼了一辈子，到头来夜里做梦，被人追着喊的，还是这个名字。”他自嘲地笑了笑，眼眶却红了，“直到刚才我才明白，狗剩不是耻辱，想把‘狗剩’这个名字藏起来，才是真的丢人。我躲了一辈子，才是真的丢了自己。”

话音落下，人群中一阵微不可闻的骚动。

李娟从他身后走上前来，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她接过不知谁递来的、一个当成话筒的保温杯，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她的声音起初在发抖，像风中残烛。

“我……查出卵巢早衰那天，躲在公司厕所隔间里，咬着手背哭了两个小时。哭完，我擦干脸，补好妆，回去继续给老板做ppt。”她的声音逐渐清晰，每一个字都带着冰冷的锋刃，“我不敢辞职，不敢请长假去治病，甚至不敢告诉我丈夫。我怕，我怕他们说，‘你看她，名牌大学毕业有什么用，连个孩子都生不了，还有什么价值？’”

她深吸一口气，那股压抑了半年的、足以将她撕裂的委屈和愤怒终于找到了出口。

她对着这节摇晃的车厢，对着这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用尽全力喊了出来：“我不是废品！我不是生育机器！我只是……疼！”

最后两个字，已不成声调，化作了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呜咽。

她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抽动，仿佛要把这些年所有的坚强和伪装，都哭成碎片。

角落里，一直默默蹲着的老张叔，缓缓解开了他那巨大的蛇皮袋。

他剥开层层包裹的油纸，露出了里面三十斤被熏得油光锃亮、泛着琥珀色光泽的腊肉。

一股浓郁的、混着柴火和时光味道的香气，瞬间压过了车厢里所有的异味。

“我孙子，今年三岁了。”他嗓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从出生，就没见过我这个爷爷。”他浑浊的眼睛望着那块肉，像望着远方的亲人，“儿子儿媳嫌我身上有味，嫌我脏，不让进他们城里的家。可这腊肉……是他爸小时候最爱吃的。我就想，我就想让他孙子也尝尝，让他知道，爷爷不是穷，不是没人要，是……是爱他。”

说着，老张叔颤抖着从贴身的内兜里，掏出一张被塑料纸小心包好的、边角泛黄的奖状。

红色的纸面上，用毛笔字清晰地写着：一九九八年度，“优秀建筑工人”，张大贵。

他盯着那张奖状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学着陈景明的样子，把它轻轻按在自己满是灰尘的胸口。

“他们把我三十年的工龄清零了，说我老了，没用了。”他低声说，“但他们删不掉我这辈子亲手扛过的每一块砖。”

列车长冯建军巡视至此，眉头紧锁。

这节车厢的“失控”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

他正要上前厉声喝止，却看到实习乘务员小杨缩在人群后面，手里攥着一支老旧的录音笔，红色的录音灯一闪一闪。

“小杨！你干什么！”冯建军压低声音呵斥，“不想干了是不是？把东西删了！”

小杨吓得一哆嗦，却把录音笔握得更紧了。

他抬起头，年轻的脸上满是倔强：“冯车长，我心理课的老师说，我们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大数据分析，不是用户画像，是能听得见哭声的耳朵。”

冯建军一把夺过录音笔，手指愤怒地悬停在删除键上。

可他却怎么也按不下去。

他想起了十年前那个大雪封路的夜班车，一个临终的老人想在死前再听一次家乡的《茉莉花》。

他默许了，结果全车厢的乘客自发地唱了起来。

那段视频后来被人传到网上，他因为“组织群体性煽情活动，破坏铁路运输稳定秩序”被上级严厉批评，扣了全年奖金。

可是，那天晚上，老人是含着笑闭上眼的。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向自己笔挺制服的胸前口袋。

口袋的内侧，用针线牢牢缝着一张一寸照片，是他的儿子穿着幼儿园园服的笑脸。

照片背面，是他妻子代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字：“爸爸，今天我当升旗手啦，老师表扬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