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的声音嘈杂，夹杂着汽车引擎的熄火声和几句压低了的交谈。

王强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一边冲着院里的人做了个“稍安勿躁”的手势，一边压低声音吼了回去：“带人来？张队长，咱可说好了，那事儿过去了，谁也别找谁后账！”

“误会了，王老板！”电话里，张建国的声音透着一股罕见的局促和……敬意？

“不是找麻烦。是这几位……唉，他们非要来，说不来这儿一趟，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我拦不住，只能给当个司机。”

王强愣住了。

他走到村口，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去，只见一辆半旧的商务车旁，站着几个神情复杂的城里人。

一个穿着精致套裙的女人，眼圈红肿，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工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局促不安地搓着手，脚边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

他们不是来寻衅的，倒像是来朝圣的。

张建国迎上来，苦笑着指了指那几个人：“陆家嘴那天，他们都在。这位女士，她弟弟就是过劳猝死在工位上的。这位先生，刚被裁员，房贷断了，那天晚上本来想……”他没说下去，但意思不言而喻。

这些人，是那场情绪洪流中，被冲刷得最狠的几朵浪花。

他们循着模糊的线索，竟一路找到了这片麦田。

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村口那块“陈家村”的石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将一些东西轻轻放下——一束白菊，一份打印出来的辞职信，一张被撕成两半的结婚照。

他们是来告别的，也是来寻找开始的。

这场小小的插曲，像一滴墨，晕染开了整个秋天。

几天后，镇卫生院的副院长孙建国再次来访。

他不再是那个忧心忡忡、唯恐担责的官僚，脸上带着一种研究者般的审慎与兴奋。

他没带任何医疗器械，只带来一份盖着鲜红公章的文件。

“景明，省里转下来的，”孙建国在陈景明床边坐下，将文件一字一句地读给他听，“《关于在基层医疗单位推广‘声音归档角’与‘情感支持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你听听这新增的条款。”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里有藏不住的激动：“第十二条，补充建议：在引导患者家属提供支持性音频时，除常规鼓励性话语外，应鼓励录制‘软弱告白’。范例：‘孩子，爸爸也很怕’；‘老婆，对不起，我有时候也会偷偷哭’；‘妈妈不是超人，妈妈也需要帮助’……”

陈景明静静地听着，那双空洞的眼睛仿佛能穿透纸页。

等孙建国读完，他没有立刻回应，只是伸出手，在床头的矮柜上摸索着。

李娟想帮忙，被他轻轻挡开。

他摸到了那本厚厚的、写满了盲文点字的日记本，用指尖在粗糙的纸页上缓缓移动，像在寻找一个精确的坐标。

他停在某一页，抬头“望”向孙建国的方向，轻声说：“孙院长，麻烦您，替我给起草这份文件的人带句话。”

孙建国立刻挺直了背，拿出随身带的笔，准备记录。

“告诉他，有些话不用录。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允许我们敢说出口，病就已经治好了一半。”

孙建国握着笔的手僵在了半空。

他看着陈景明脸上那种超越了视觉的洞察力，看着那本在他指尖下仿佛有了生命和温度的盲文日记，沉默了许久。

最后，他摘下老花镜，用力擦了擦有些湿润的眼角，声音沙哑：“明白了。我们以前……总想着怎么用技术治好病人。现在才明白，有时候，我们只需要让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

几乎是同一时间，李娟接到了县教育局的电话。

对方的语气客气又急切，说有三所邻近的乡镇小学联合申请，希望“失落名字展”能去他们学校进行巡回展出。

这个展览在城里激起的是共鸣，在乡村，激起的却是确认。

那些外出打工的父母，那些留守的孩子，第一次在一种公开的、体面的场合，看到了自己家庭的另一种叙事。

李娟立刻组织起村里的几个大学生志愿者，重新设计展陈方案。

她意识到，仅仅展示痛苦是不够的，那会变成一场比惨大会。

她增加了一个环节，叫“回应墙”。

在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故事旁边，都留出一块空白的软木板和一盒便签纸。

“我在产线上拧了八年螺丝，手都变形了。”——这是展板上的故事。

旁边，回应墙上很快贴满了五颜六色的便签：“叔叔你辛苦了，我爸爸也是。”“我用你拧过螺丝的手机考上了大学，谢谢你。”“我考砸了，妈妈没骂我，她只是说，她小时候也想读书。”

首展那天，在最偏远的柳树镇小学，一个头发花白的退休老教师，在一张写着“我不想再优秀了，我好累”的照片旁，颤抖着贴上一张纸条。

上面只有一行字：“我教了三十年书，最心疼的，就是那些偷偷哭的好学生。”

当晚，这张贴着纸条的照片被传到了一个本地教师群里，一夜之间，像是投入水中的活菌，迅速扩散，被转发到全国上百个学校的教师工作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