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十点。

告示被胶带歪歪扭扭地贴在icu家属等候区的墙上，那面墙冰冷、惨白，沾满了看不见的焦虑与绝望。

陈景明用黑色水性笔写下的字迹，像一行孤独的蚂蚁，在广袤的雪原上艰难跋涉。

“闭眼诉说会。不说名字，不睁眼，不算丢脸。”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小到几乎要凑上去才能看清。

“你说的话，可能有人正等着听见。”

时间是晚上八点。两个小时，像一个漫长的世纪。

走廊里的人来来往往，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眼神空洞地扫过那张纸，然后挪开，仿佛那上面写着什么会灼伤眼睛的东西。

有人低声嗤笑，觉得是无聊的恶作剧；有人面露不屑，认为这是矫情的无病呻吟；更多的人，只是麻木地路过，他们的心已经被监护仪的滴答声填满，再也装不下任何多余的情绪。

陈景明靠着墙，感觉自己像个站在街头、举着荒谬标语的傻子。

晚饭时买的包子已经凉透，他捏在手里，像一块石头。

九点半，长廊里的人渐渐稀疏，只剩下几个不肯离去的、最固执的守夜人。

他们各自蜷缩在角落的长椅上，像一座座沉默的孤岛。

九点五十九分，还是没有人响应。

陈景明自嘲地笑了笑，准备伸手把那张丢人的告示撕下来。

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金属摩擦声从走廊尽头传来。

锅炉房的老周师傅提着一个硕大的军绿色暖水壶，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他路过告示，脚步顿了顿，浑浊的老眼在那行字上停留了片刻，什么也没说，径直走向了护士站旁边的值班室。

陈景明看见，老周师傅拿起挂在墙上的值班表，用一支红笔，在“锅炉房夜间值班”一栏后面，默默划掉了原本的“定时供暖”，改成了“夜间加温至零点”。

陈景明的心，忽然就不那么冷了。

十点整。

他深吸一口气，走到长廊中央，背靠着那张告示，缓缓闭上了眼睛。

世界瞬间被隔绝，只剩下消毒水的味道和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我先来。”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有些发颤，但很清晰，“爸，我不是不想回家……是怕你嫌我没出息。我怕你问我挣了多少钱，怕你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和妈接过去……我怕，我让你失望了。”

话音落下，死一样的寂静。

一秒，两秒，十秒……

就在陈景明以为这场独角戏将以尴尬收场时，一个压抑的、仿佛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声音，从不远处的长椅上传来。

是二柱子。

他也闭着眼，高大的身躯缩成一团，肩膀在黑暗中微微颤抖。

“弟……哥知道你不恨我……是我……是我恨自己没本事救你……哥没用……”

最后一个字出口，已然变成了无法抑制的哽咽。

寂静再次降临，但这一次，空气中多了一种名为“共鸣”的东西。

它像无形的电波，触碰着每一个假装坚硬的灵魂。

突然，角落里一个始终沉默的陌生男人猛地站了起来，他没有闭眼，通红的眼眶死死瞪着天花板，发出一声压抑了太久的低吼：“爸！我对不住你！当年我不该骂你穷！我不该嫌你给我丢人！”

声音戛然而止，男人用拳头狠狠砸了一下墙壁，随即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滑坐在地，把脸深深埋进膝盖，发出野兽受伤般的抽泣。

护士站的隔板后面，小杨护士屏住呼吸，指尖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点，悄悄按下了录音功能的暂停键。

这本不该存在，违反了所有的规定。

但她想，孙院长说icu需要绝对安静，可长廊里的这些声音，比任何寂静都更需要被听见。

她决定，让它存在。

监控室里，屏幕墙分割出几十个冰冷的画面。

副院长孙建国站在控制台前，耳机里正循环播放着他从国家地震数据库里调取的一段录音——那是汶川地震后，从一片废墟下传出的、断断续续的求救信号。

他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多年，习惯了用最理性的数据和声波图去分析人类最极致的痛苦。

可今晚，他关掉了那段听了上百遍的录音。

他看着五楼长廊监控画面里那三个身影，一个背靠墙壁，两个蜷缩在椅子上，还有一个跪坐在地上，像三座正在崩塌的雕像。

他眉头紧锁，职业本能让他拿起内线电话，准备命令保安驱散这场“扰乱公共秩序”的非法集会。

“喂，保安科吗？五楼……”

他的话说到一半，却卡住了。

他的目光，鬼使神差地落在了屏幕一角，陈景明贴的那张告示上。

那行小字在他的脑海里不断放大：“你说的话，可能有人正等着听见。”

他想起了白天在病房里，陈景明翻开的那个笔记本，上面写着：“爸，我想跟你聊聊小时候的事……”

孙建国挂断了电话，沉默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从一本厚厚的医学期刊里，抽出一份被折叠得很好的档案。

封面是“xx市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里面的内容，他已经很久没有勇气再看。

姓名：孙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