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声是在凌晨四点一刻停的。

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拧紧了阀门，铺天盖地的喧哗骤然收声，世界只剩下山体滑坡后，泥石被水流裹挟着向下蠕动时，发出的沉闷、黏稠的“咕隆”声。

天光微亮，陈景明背着仍在低烧中半昏迷的儿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小学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

校门口的路已经不成其为路，浑黄的泥浆漫过脚踝，像一锅永远熬不稠的粥。

他太累了，眼皮重得像挂了两块铅，脚下猛地一滑，整个人结结实实地向前跪倒在水坑里。

冰冷的泥水瞬间浸透了工装裤的膝盖，掌心传来被碎石和草根扎破的刺痛。

他没有急着爬起来。

那一瞬间，意识深处那个已经宣告终止的“标签系统”，竟像回光返照般，最后一次亮了起来。

视野边缘，代表着自己的那个灰色词条开始剧烈闪烁：

【逃不出去的人】

字体在抽搐，崩解，笔画扭曲成混乱的电流。

随即，一行崭新的、带着泥土温度的黑色字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覆盖了上去：

【踩过麦茬的孩子】

轰——

一段被尘封在记忆最深处的画面，毫无征兆地炸开。

那是1996年的夏天，割完麦子的田地里，父亲黝黑的大手牵着他小小的手。

干硬的麦茬扎着他凉鞋的胶底，一步一个踉跄。

父亲的声音在燥热的风里，显得格外沉稳：“狗剩，记住这脚底下的感觉。人走到哪儿，都不能忘本。这土，养人。”

陈景明死死盯着自己掌心那捧混着草屑的黑泥，黏稠，厚重，带着最原始的生命气息。

他忽然就明白了。

他用十年青春在陆家嘴的玻璃幕墙里搏杀，用一身名牌和一口流利的行业黑话把自己武装成一个“新上海人”，可这座城市从未真正接纳过他。

每一次深夜加班后站在天桥上，看到的都只是冰冷的、与自己无关的万家灯火。

而这片他拼了命想要逃离的土地，在他最狼狈、最绝望的时候，却用这样一种粗暴而温柔的方式，再次拥抱了他。

他没有去擦拭，只是将掌心的泥，重重地抹在了那条价值四位数的工装裤上，留下两道醒目的黑色印记。

然后，他撑着地，缓缓站起身，对着背上儿子滚烫的额头，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轻声说：“咱回家。”

不远处的校门口临时医疗点，李娟正蹲在地上，帮那个从镇卫生院连夜赶来的夜班护士清点药品。

洪水泡毁了大部分物资，她们正把幸存的药瓶一个个擦干，重新归类。

一包被水泡得鼓胀变形的艾草茶滚落到李娟脚边，她捡起来，包装纸已经软烂，透出里面深绿色的碎叶。

“这是我妈去年开春上山采了，自己晒的。”护士接过去，小心地摩挲着，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她总说，城里医院开的那些药，治得了病，治不了心慌。她说我这焦虑的毛病，回山里，让风吹吹就好了。”

李娟的鼻子猛地一酸。

她下意识地滑开手机，解锁屏幕，相册里最新的照片是昨天半夜，儿子在教室的角落，用一支蜡笔画的画。

画面稚嫩得可笑：一个歪歪扭扭的屋顶下，三个火柴人手拉手站在一片金黄色的田野里。

旁边用拼音标注着一行字：“wojiazaihuizouludefangzili”（我家在会走路的房子里）。

她想起自己在听证会上那些慷慨激昂的陈词，想起自己为了儿子一节八百块的奥数班而彻夜计算开支的日子。

那一刻，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感。

自己引以为傲的“精致”，不过是在用一把城市的尺子，去量度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她所谓的“穷”，不是因为钱不够花，而是因为心没地方放。

她从护士的急救箱里抽出一支记号笔，在那只贴着“我要回家种艾草”贴纸的药箱背面，一笔一画，写下了三个崭新的字：“疗愈者”。

塌方的s307省道上，王强正赤着上身，挥舞着铁锹，和十几个自发赶来的老乡一起清理路障。

汗水和泥水混在一起，从他古铜色的脊背上流淌下来。

刘卫国也在队伍里，他没穿那身养护队的制服，只穿着一件旧迷彩背心，沉默地铲着泥石，动作比谁都卖力。

没有人跟他说话，也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工地上只有铁锹刮过碎石的刺耳噪音，和男人们粗重的喘息。

中途休息时，王强拎着一瓶矿泉水走到刘卫国身边，拧开盖子递给他。

“老刘，”他嗓音沙哑，“听证会上，你签那字儿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为了害哪个，是怕丢了这饭碗，养不了一家老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