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就有人把自家腌的酸菜送到了王强的维修队；傍晚，几个大妈自发拿着扫帚，把楼道和新搭的小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

空气中，再次飘散起久违的、混杂着饭菜香和人声的烟火气。

小芳也没有闲着。

她拿着那份详尽的住户名单，成功说服了自己实习的社区医院，将“阳光里”作为首个“流动健康驿站”的试点。

一张手写的义诊通知被贴在了楼下最显眼的公告栏上。

通知末尾，小芳特意用红笔加了一句：“每周三下午，风雨无阻。血压高了有人管，心里闷了也可以说。”

第一个义诊日下午，那个小小的雨棚广场下，竟然来了三十多个人。

量血压、测血糖的没几个，更多的人只是围着那个穿着白大褂的小姑娘，七嘴八舌地倾诉着。

一位以拾荒为生的独居老人，拉着小芳的手，说着说着就哭了：“姑娘，我在这住了十几年，你是第一个问我晚上吃不吃得饱的人。”

那天晚上，小芳在自己的实习日记本上，郑重写下一行字：医病先见人，救人先立魂。

改变的涟漪，甚至荡漾到了千里之外的象牙塔。

李娟将这次的“安居公约”模式，整理成了一篇题为《城市边缘群体自组织管理的实践与可行性报告》，作为社会学课程的结题成果提交。

她的导师看后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基层治理创新样本，破格将其推荐发表在了一份面向高层的学术内参上。

谁也没想到，半个月后，这份内参被送到了教育部一位司长的案头。

那位司长在报告页边空白处，用红笔批示了八个字：“基层创新，值得重视。”

消息通过导师隐晦地传了回来，几家嗅觉敏锐的媒体开始试图联系采访。

陈景明婉拒了所有露脸的请求，只同意提供一些处理过的录音素材。

有记者在电话里不解地问：“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站出来？这对你个人未来发展很有好处。”

陈景明对着电话，轻声笑了笑：“因为在这里，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活。”

夏至当晚，一场完全由住户自发组织的“屋顶纳凉会”如期举行。

孩子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五颜六色的塑料彩带，挂在晾衣绳之间。

老人们从家里搬出小板凳，摆上切好的西瓜和自家泡的凉茶。

王强弄来一台老旧的录音机，陈景明按下了播放键，雄浑的《我的祖国》旋律流淌在闷热的都市夜空中。

当唱到“朋友来了有好酒”时，一个身影端着一个土陶酒壶，默默地走上了天台。

是马三爷。

他一言不发，走到人群中，用几个玻璃杯，给陈景明、王强和几个住户代表，挨个倒了一杯浑浊但醇香的米酒。

没人说话，没人举杯，只有晚风吹过斑驳的烂墙皮，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极了故乡麦田的涛声。

陈景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他抬头望向那轮被高楼切割得不再圆满的月亮，脑海中的标签系统悄然启动。

这一次，那些熟悉的“房奴”、“沪漂”、“985废物”标签没有出现。

所有人的头顶，无论是租户，还是那个端着酒壶沉默站立的马三爷，都缓缓浮现出三个金色的、前所未见的大字：

【在场者】

凌晨三点，夜色最浓。

一封匿名的加密邮件，悄无声息地推送到了市住建局信息中心的公共信箱。

附件里，是那枚u盘中所有的证据链，以及一份详尽的《“阳光里”安居公约》实践范本。

邮件末尾，依旧是那行熟悉的小字：“信号不会瞎，只要还有人愿意听。”

与此同时，在另一栋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一位刚结束通宵加班的金融实习生，第三次点开了那个名为“原件计划”的简陋主页。

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点击了注册，在留言区敲下了一行字：“我在深圳白石洲城中村，我也想试试。”

而在千里之外的“阳光里”，陈景明正坐在桌前，将一段新的录音存入云端，标题是：《播种者日记·第三章》。

窗外，一轮明月悬于楼宇的缝隙之间，像一枚被强行嵌进水泥森林里的、金色的麦穗。

一切都静悄悄的，仿佛所有故事都已尘埃落定。

只有陈景明桌上的那台老旧收音机，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忽然发出一声轻微的“滋啦”声，像是遥远地方传来的信号，终于艰难地穿透了钢筋水泥的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