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隆重庆祝k村中小学联合建校三十周年，兹定于公历九月二十二日，即秋分当日，在新校区礼堂举行‘风华三十载，荣耀归故里’大型庆典活动。为彰显我校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之风貌，诚邀历届‘成功校友’返乡共襄盛举。请有意参加并符合‘荣耀榜单’初选资格的校友，于九月二十日前，将个人资产证明（或企业纳税证明）及子女最新学历证书复印件，提交至同学会筹备组李富贵会长处，以便最终审定……”

刺啦的电流声再次响起，广播里换上了一首喜庆的《好日子》，唢呐声尖锐得像要划破人的耳膜。

陈景明手里的剥线钳“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砸在满是尘土的水泥台子上。

刚才还带着麦香和阳光气息的空气，瞬间被这冰冷刻板的官样文章抽干了所有温度。

成功校友。资产证明。子女学历。

每一个词都像一颗精准发射的钢珠，砸在他心口最柔软的地方。

他仿佛能看到，远在上海、深圳、北京的那些昔日同窗，在听到这段广播时，脸上会浮现出怎样或尴尬、或自嘲、或屈辱的神情。

他们刚刚在“乳名墙”下找回自己，转眼间，一纸通知就又将他们打回了那个用财富和地位划分三六九等的残酷世界。

心头猛地一沉，他鬼使神差地走回家，在妹妹陈景月遗物中那个落了锁的小木箱里，翻出了一张压在最底下的照片。

那是小学毕业时的全班合影，十三个黑瘦的孩子挤在泥砖教室的破木门口，咧着嘴，笑得毫无防备，仿佛整个世界都将被他们的笑声照亮。

他将照片翻过来，背面是妹妹娟秀却有些稚嫩的字迹，墨迹早已泛黄，像一片枯萎的叶脉：“哥，你们还会一起笑吗？”

这个问题，像一根横亘了二十多年的细刺，瞬间扎进了他的心脏。

那天晚上，陈景明做了一个冗长而压抑的梦。

他梦见自己站在金碧辉煌的新校区礼堂舞台上，聚光灯刺得他睁不开眼。

台下坐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却全是背影。

他看不清任何人的脸，只能看到每个人僵硬的肩膀上，都用铁钉钉着一块冰冷的铁牌，上面刻着不同的字母：a级，b级，c级……而在最后一排最昏暗的角落里，坐着一群人，他们背上的铁牌是血红色的，上面写着两个字：f级，待清退。

他猛地从梦中惊醒，冷汗湿透了背心。

窗外，守灯亭的灯火在夜色中静静燃烧。

他下意识地抬手揉了揉眼睛，刹那间，眼前竟自行浮现出一行冰蓝色的虚拟字迹，如同电脑屏幕上的幽灵代码。

那是他早已关闭的“标签系统”，此刻竟不请自来。

系统没有显示任何个体的标签，只是在所有受邀同学的名字上空，投射出了一道统一的、惨淡的词条：【不敢到场的人】。

陈景明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许久。

他走到墙边，拿起一支红笔，在挂在墙上的旧日历上，重重地圈出了九月二十二日。

与此同时，李娟也接到了镇教育组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客气而疏远，邀请她作为“扎根基层的优秀教师代表”，在校庆典礼上发言。

几分钟后，她的手机收到了一封邮件，随函附上了一份精心撰写的发言稿模板。

她打开文档，标题是《感恩家乡培养，立志反哺桑梓》。

通篇都是华丽的辞藻，从“昔日桃李芬芳”到“今朝栋梁满堂”，每一个字都在歌颂“成功”，对那些没能成为“栋梁”的“桃李”却避而不谈。

她苦笑着摇了摇头，在邮件的回执栏里，只写了一行字：“谢谢邀请。如果发言，我想讲讲我们班当年退学的六个孩子，他们的故事，或许比我的更有意义。”

回车键按下的瞬间，电话立刻响了起来，还是刚才那个人，语气却没了客气，只剩下不耐烦的劝阻：“李娟老师，你要顾全大局。这种场合不适合讲这些。你看，和你同届的赵美兰老师，人家现在就在镇图书馆，勤勤恳恳，从来不给组织添麻烦，这才是识大体嘛。你何必去惹领导不高兴？”

李娟没再争辩，直接挂断了电话。

她走到自己那张简陋的书桌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从一堆旧教案里，翻出了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本子。

那是赵美兰当年偷偷塞给她的，一本手抄的、记录了整整一个年级所有退学学生情况的名单。

她的指尖在粗糙的纸面上划过，因营养不良而退学的，为给弟弟凑学费而辍学的，跟父母进城打工再没回来的……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被时代碾过的无声悲剧。

当她的指尖划到名单的最后一页时，猛地顿住了。

那上面，赫然写着她自己的名字——李娟。

名字后面，被人用红色的圆珠笔重重地划掉，旁边有一行小小的批注，字迹刚劲有力：“品学兼优，特批保送县中，另册归档。”

她的指尖开始无法抑制地发颤。

原来，她也曾是这名单上的一员，只因一次“特批”，一次“另册归档”，她的人生轨迹便与他们彻底分道扬镳。

她不是天生的幸存者，她只是一个侥幸的例外。

村道上，王强正带着几个年轻人检修前几天被运麦子的拖拉机压坏的路面。

一辆黑色的丰田商务车从县城的方向疾驰而来，卷起一阵尘土。

车窗上贴着一张设计精美的标贴，印着“k村归乡发展促进会”。

王强皱了皱眉，上前一步，挥手拦下了车。

车窗摇下，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探出头，不耐烦地问：“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