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明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城市的喧嚣仿佛在这一刻被隔绝在外。

他看着李娟眼中那团不肯熄灭的火焰，那火焰灼热、明亮，映照出他们身后那片回不去的麦田。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就让所有人都看见。”

这不是一场诉讼，这是一场战争。

一场用鸡蛋对抗高墙，用记忆对抗算法，用人的体温对抗资本逻辑的战争。

第二天，上海最嘈杂、最富生命力的菜市场里，弥漫着鱼腥、泥土和蔬菜混合的气息。

李娟穿行其间，高跟鞋踩在湿滑的地面上，却走得异常坚定。

她没有去那些光鲜亮丽的进口水果摊，而是径直走向了那些蜷缩在角落里，卖着本地小葱和土豆的摊位。

这些摊主，大多是曾参加过那场“大地饭局”的流动商贩，是这座城市里最不起眼的毛细血管。

“王阿姨，还记得我吗？柳屯的李娟。”李娟走到一个头发花白、正在仔细择葱的老太太面前，脸上带着久违的、属于乡土的亲切笑容。

王阿姨抬起布满皱纹的脸，眯着眼看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哦！是那个考上大学的金凤凰！哎呀，出息了，穿得这么体面。”

李娟没有接话，而是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方形的透明塑料盒。

那是一个空的药盒，设计得像一个精致的纪念品。

盒盖中央，不是药品商标，而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二维码。

“阿姨，这是我做的一个小东西。”李娟把药盒递过去，“您还记得老杨家那个儿子吗？尘肺病，走了。保险公司说他证据不足，不赔。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王阿姨择葱的手停住了，眼神黯淡下来：“怎么不记得……我男人家一个侄子，也是干装修，咳得肺都要出来了，最后也说是自己不小心……”

“这个盒子里是空的，”李娟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但您扫一下这个码，就能看到老杨儿子的故事，看到他临死前是怎么念叨他娃的。我管它叫‘透明药盒’，里面的药，是真相。”

王阿姨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她接过药盒，粗糙的手指在光滑的塑料壳上摩挲着。

她没有智能手机，但她看懂了。

“我儿子……也是尘肺，在小煤窑里落下的病根，厂子早倒了，没人认。”她声音颤抖，像是说给自己听，又像是在对整个世界控诉。

沉默了足有半分钟，她颤巍巍地把那个透明药盒，摆在了自己翠绿的葱捆旁边，放在了案板最显眼的正中央。

“那就让它在这儿晒着太阳，”王阿姨一字一顿地说，“谁来买菜，谁都看得见。”

一个，两个，三个……李娟走遍了整个菜市场。

卖豆腐的大哥，卖活鱼的大叔，卖自家种的青菜的大婶。

每一个接过药盒的摊主，脸上都浮现出相似的、被生活磨砺后的沉重与理解。

他们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将那个透明的盒子，摆在自己赖以为生的摊位上。

这些小小的、空无一物的药盒，像一颗颗播撒在城市肌理中的种子，在清晨的阳光下，开始无声地发芽。

同一时间，几十公里外的城中村，王强把十几个和他一样被“安康保”拒赔的工友召集到了老杨家的院坝里。

空气中还残留着烧纸的灰味，气氛压抑。

王强身后立着一个半人高的氧气瓶，一根透明的管子连着他的鼻腔，像一道无法挣脱的枷锁。

他环视着一张张或愁苦、或愤怒、或麻木的脸，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知道大伙儿都怕！”他开口，声音因为缺氧而有些嘶哑，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狠劲，“保险公司就赌我们是乡下来的，没文化，怕麻烦！他们算准了我们不会告、不敢告、告不动！他们用一堆我们看不懂的狗屁数据和模型，就把我们的命当成垃圾一样扔掉！”

一个瘦削的男人低下头，喃喃道：“告了也没用，人家有最好的律师……”

“谁说我们要跟他们打官司了？”王强一把拔掉氧气管，胸口剧烈起伏，但他眼神里的火却烧得更旺了。

他指着墙上那张简陋的中国地图，“以前，我们是一个一个去求他们。现在，我们要让他们来求我们！”

他宣布成立“病友互助联盟”，没有复杂的章程，只有一条规则。

“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拍一条短视频发出去。不用说太多，就三句话！”王强竖起三根因常年劳作而粗壮变形的手指，“第一句：我叫xxx。第二句：我得了尘肺病\/矽肺病，这是我的诊断证明。第三句：安康保拒赔，请问谁该为我的后半生负责？”

“一个人说话，是呻吟。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对着他们的模型一起喊，一人一句真话，就能掀翻他们那个吃人的算法！”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片刻之后，那个最先泄气的瘦削男人，颤抖着举起了自己的手机。

而在陆家嘴的公寓里，陈景明正对着电脑屏幕，反复观看那段“标签溯源”的录影。

那段仿佛来自另一个维度的视觉记忆，清晰地记录了“安康保”的ai模型，如何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降维成“高风险”、“低价值”、“情绪不稳定”的冰冷标签，并最终导向拒赔的指令。

画面稳定，逻辑链条完整得令人不寒而栗。

他犹豫了很久。

公开这段视频，无异于承认自己拥有某种无法解释的能力，这会让他自己也成为一个被审视的“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