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的不是证据，而是那只藏在幕后的手。

与此同时，王强正在大排档的包间里，与社区团购团长阿珍和脸色苍白的执法队员小张紧急开会。

“强哥，情况不对。”小张的声音发颤，“整治办换了新招。周立民从各个部门抽调了一批人，成立了‘流动摊贩帮扶工作组’，不再搞集中执法，而是分片包干，给每个摊主都指派了一名‘帮扶专员’。说是帮扶，其实就是贴身监控，一对一地耗着你们。”

王强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嘴角勾起一丝冷笑：“软刀子割肉，想让我们自己熬不住滚蛋？行啊。”他将茶杯重重往桌上一放，“那就让他们帮！帮个够！”

他看向阿珍：“珍姐，通知下去，明天起，所有摊主都给我‘积极配合’。专员来了，笑脸相迎，不吵不闹。给他们端茶倒水，请他们吃咱自己烙的饼，听咱孙子背唐诗。天南地北地跟他们聊，从家长里短聊到三十年前发大水。总之，热情得让他们坐立难安，把他们当亲人一样‘伺候’着。我倒要看看，这些坐办公室的爷，能有多大耐心！”

第二天，一副奇特的景象在柳屯片区的街头巷尾上演。

老杨的豆腐摊前，那位西装革履的“帮扶专员”尴尬地捧着一壶滚烫的豆浆，手里还被硬塞了两块金黄的腌菜饼。

老杨则搬来一个小马扎，热情地拉着他，指着一旁正在画画的小豆子说：“专员同志，你看看，这是我孙子，自闭症，平常不说话。上次多亏了大家帮忙，他难得开口，说的就是‘爷爷，我来帮你卖’。来，小豆子，再给叔叔画一个。”

专员如坐针毡，听着孩子用稚嫩的声音一遍遍重复那句广告词，足足听了四十分钟，汗水浸湿了衬衫后背。

同样的场景在其他摊位如法炮制。

卖煎饼的王大妈拉着专员讲她丈夫当年的英雄事迹；卖蔬菜的李伯则掏出手机，播放他孙女的满月酒录像。

一天下来，七名被派出的专员，有五人主动向领导申请调岗，理由是“群众工作过于热情，精神压力巨大”。

而在不远处的桥洞下，小杨老师正带着美术兴趣小组的孩子们进行一场特殊的排练。

他们排演的是一出名为《市井证言剧》的短剧，每个孩子都扮演一位熟悉的摊主，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自己二十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的生计故事。

“我叫王大妈，我在这里卖了十八年煎饼，我儿子上大学的学费，就是我一个一个煎饼果子攒出来的。”

“我是修鞋的刘爷爷，这条街上很多人的第一双皮鞋，都是我给擦亮的。”

小杨老师将这些稚嫩但真诚的表演录制下来，剪辑成一个短视频，标题是《我们不是冰冷的数据点》。

视频的结尾，原本不在镜头里的小豆子，像是受到了某种感召，突然慢慢地、坚定地走到镜头前，对着风，轻声而清晰地说了一句：“我要帮爷爷。”

这个未经排练的瞬间，成了整个视频最催泪的华彩。

视频被上传到多个本地社群后，迅速发酵。

一位已经退休的老记者在下面留言，字迹激动：“这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民生档案，有温度，有尊严。”

深夜，暴雨如注，冲刷着城市的罪恶与温情。

陈景明的出租屋里，电脑屏幕上突然弹出一个刺耳的警报。

他埋下的追踪脚本，终于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号。

一个高频访问记录，ip地址来自城市更新办公室的内部服务器。

搜索的关键词，让陈景明的瞳孔猛然收缩——“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资格……法律剥夺……条件”。

他们要釜底抽薪！

陈景明猛地从椅子上站起。

恐吓、骚扰、分化……当这一切都无法让他们屈服时，对方终于亮出了最致命的獠牙。

他们要从法律层面，以小豆子患有自闭症为由，质疑并剥夺老杨的监护资格。

一旦成功，小豆子将被送往福利机构，老杨的精神支柱将彻底崩塌，这场抵抗也将不攻自破。

窗外的雨势骤然猛烈，雷声滚过天际。

他抓起手机，拨通了王强的电话，声音因急切而嘶哑：“强子，他们要对孩子下手了，从法律上！我们必须抢在前面！”

话音未落，电脑再次发出尖锐的警报。

又一批全新的行政指令正在后台飞速生成，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撒向黑夜中的城市。

陈景明猛然意识到，周立民的棋盘上，不止小豆子一颗棋子。

他几乎是本能地将新生成指令的指向性数据进行快速分析，追踪它们的目标。

他的目光在屏幕上飞速扫过，最终，鼠标指针停在了一个名字上——李娟。

而在她的名字旁边，一个由系统自动分析、刚刚生成的红色标签，正不祥地闪烁着：【潜在不稳定家庭环境因素】。